新卢德主义--叛逆还是回归
作者：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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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狂人--卡辛斯基
所谓新卢德主义
在19世纪前叶的英国，就有一大批工人誓与机器抗争到底。暴。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盆子在阳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在窗前铁栏杆再顺着动的工人声称，他们是受到奈德·卢德的启发。坊间盛传，这位卢德先生率先砸碎了两台纺织机，开启了破坏机器之先河，于是才有了这一场暴。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盆子在阳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在窗前铁栏杆再顺着动。而事实上，这位暴。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盆子在阳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在窗前铁栏杆再顺着动工人们的精神领袖，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这位传说中的卢德先生，却给了后世人一个描述反对科技进步人士们的专门称谓——卢德分子。不同于卢德分子直接与机器的对抗，新卢德分子要对抗的是整个由机器构建起来的工业体系乃至整个工业文明社会。
通过《搏击俱乐部》中的布拉特.彼得，我认识了新卢德主义。布莱特·彼得在电影中说：“我们是消费者。我们是现代生活方式上瘾症的副产品。谋杀、犯罪、贫穷，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我的那些名人杂志，有五百个频道的电视台。”于是被逼得快要窒息的他去发起了一场革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接着淅淅沥沥的水滴。“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我要发芽，我要发芽。”记得初来时命，去摧毁现代工业文明。这只是电影，而传奇的“炸弹狂人”卡辛斯基更是将这种思想从银幕上的刺激与疯狂带到了生活之中。
卡辛斯基这么来解释新卢德主义：“工业文明及其产生的后果，对于人类就是一场灾难。”“人类对机器的依赖，使人类失去了自治的能力，剥夺了人类的自由。”反对科技进步，要求回归自然--这就是他们的核心理念。
传奇人物--卡辛斯基
于是卡辛斯基出现了。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不是个身上绑着炸弹言语不清的疯子。希尔多·卡辛斯基，16岁读哈佛的神童，曾经的伯克利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蒙大拿州的隐士。他还有另外三重身份，17年连环爆炸案的主谋，恐怖份子，反科技“斗士”。1978年他自制的第一颗炸弹被西北大学的一位保安引爆，多年来，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向大学中高科技领域的研究者寄送炸弹，因为讨厌飞机，他也不忘给航空公司送去两颗自制的蹩脚货。所以，联邦调查局管他叫“大学航空炸弹怪客 ”。其实他也炸过电脑商铺的老板和公关公司的总裁，而且，把他们炸死了。联邦调查局追踪了他17年，一无所获，卡辛斯基说，“联邦调查局是个笑话。”对于一个智商170的数学家而言，这话算不得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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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衣
幸福大街乐队创建于1999年9月，很快崛起为北京新晋摇滚乐队中最令人瞩目的新锐力量。拿着高学历的女主唱吴虹飞，不幸成了以严谨治学为宗旨的清华大学的异类。在没听到她的歌声前，谁也料想不到外表娇柔的她居然有如此惊人的爆发力。
乐队诗化的歌词，凄美的旋律，饱满的编配，仿佛都是对城市小布尔乔亚的一场反动。放弃形而上的观念和思想，他们捕捉最细微的情绪：任性、乖戾、凶猛、脆弱、矛盾重重，并且，柔情万丈。
在“女儿”中，光看迷幻的歌词会有恍恍惚惚的感觉，她恶意的让人莫名其妙地被引诱和嘲弄；据吴虹飞对创作“蝴蝶”的描述："同情下层劳动妇女之作，充满形而上的良心和勇气"。不知道这是否同样是对自己以往处境的一种回望。"我要你看见我白色的衣，我要你看见我黑色的唇。"歌中哼唱的部分也是吴虹飞所拿手的，她仿佛随时都有些哀伤的情绪需要表达。
仔细听“四月”，那伴着口白的冰冷摇晃的吉他颤颤巍巍的抖动在死亡的悬崖上。接着吴虹飞暴烈地嘶喊会让人产生恐惧感，在歌词中隐藏的刀子随着她的嘶喊和错乱尖锐的吉他彻底扎进了深处。相信吴虹飞内心有很极端的一面，一种不罢休的勇气。“小龙房间里的鱼”刚开始有点像VAN HALEN的某支曲子，但感觉上灰暗的多，而且迅速的朋克起来，一个渴望幸福的，放纵的女朋克。这里吴虹飞喊得有属于她那侗族的韵味。这也许就是吴氏的侗族情歌吧。
“刀”的编曲细致悦耳。"刀"、"每天给出一道血痕"与痛有关的词汇就算在如此柔缓的曲子里也要拿出来闪一下，武侠式的刀剑和温柔在虚空里飘来飘去。披着“嫁衣”的姑娘，缓慢的节奏像是临死前的遗言一般，迷幻的吉他演奏和节奏吉他一步步地迈向死亡，在陷入深渊后我们做最后的惨叫与叹息。
“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里满是孩子气的嘲讽，随意邋遢的唱腔，这是幸福大街的唯一黑色幽默的歌曲。而“粮食”可能会在某一天让你感动的热泪盈眶。
把幸福大街的歌都听下来，发现包围着你的是自己无可挽救的一切。在每个大雾的清晨与夜里，吴虹飞在幸福大街上拿着刀，看到一个人就从那人身上剜下一块肉来。
那天下午
钟童茜，音乐人，女，年轻，短发，眼睛大，南方口音。她公元2006开始写歌，2007的一个月里录完了一张专辑。马上，你就有可能会遇到这张专辑，听钟童茜唱歌。
你要问，是怎样的歌，可能我就会一时语塞。音乐风格在这个时代已然不存在，于是只好说，那些音乐人，比方说比约克，托利阿莫斯，钟童茜，等等。她必然是这些女巫中的一个。
那些歌词总体的平淡和细节的离奇，那些不着调的曼妙旋律，又或者是没有旋律的散漫小调，都在CD里窃喜着等你到来。由于对情绪的依赖，很难相信这些高亢低回的细致处全都事先一一编排好了：那些歌不太像是钟童茜在唱，倒像它们自己在唱自己。若对她的歌进行客观分析，她倒像是个坏女巫。要是剥离乐器和音效，人声的节奏和音调，你可能都找不到。只听到有个女巫，唱得自己很高兴。
有些CD不难听也不好听，不痛不痒的听完了，喝完一杯咖啡，或者开过一段路程，什么都没有留下。这张肯定不会。我想深情款款地爱上你，用情之深，不爱上，多少也会受个伤什么的。不让你空耳而归。专辑里这首同名主歌做了两个版本，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内向的张力大，外向的胆子大。说到外向的，打破了常规的女声界限，声音走向了自己的想象力。
‘老张的花样年华’是专辑里一个异样的歌曲，你以为一张女性专辑里应该有的暧昧少女情怀终于来到了，但错了那只是个老男人碰上个风骚妇人的俗事儿。 ‘家门口的爱情’，才是和你认为的一样，的歌，对，女性专辑，少女情怀，粘腻，羞涩，倔强，都带着钟童茜的女巫诠释。
我在这写着，身边有人第很多次哼着‘那天晚上的月亮……’，所以这首歌还是该被特别提起的，叫做‘无题’，你要是听了，肯定也想唱出来这奇异的旋律。
用习惯了王菲习惯了陈绮贞的文艺或小资的耳朵去听，这张CD的姿态很亲切，音乐却很新鲜。一共11首歌，没有特定的规律，不能说这张专辑适合晴天。雨天。夜里。清晨。不能形容她的位置是新人。大师。明星。歌手。甚至无法断言它动听。难听。一般。在你们相遇之前，一切都是未定义。但它的歌词魔幻而写实，在国内独立女乐人中，是难得一见的。
张千帆：廉价“爱国”是耻辱
近日，武汉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一对“和服母女”拍照“引来众多学子围观声讨”和轰赶的事件。（“母女穿和服在武大樱园拍照，惹众怒遭轰赶”，《长江商报》3月22日）有学生对她们叫喊：“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我平素只对政府行为感兴趣，一般不评论私人言行，因为不论自己是否认同，那毕竟是人家的个人自由。但是这起事件实在太失风度、太丢人现眼，而且并非发生在哪个田头小巷，而是在一所堂堂以文见长的全国知名学府，问题非同一般，因而不得不评说几句。
大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论穿着什么，在校园内拍照完全是这对母女的自由。大学校园是公共场所，只要不违法乱纪、丧风败俗或以其它方式损害公共利益或妨碍他人自由，任何人都有权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事实上，这正是宪家推介特色的漆器、角梳、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的人无处容身，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法第35条保障的言。由于刚搬进来没多久，我在小区进出的人流中显得陌生。楼房之间隔着四棵棕榈树。内侧两棵棕榈树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论自由的题中之意。当然，其他人也有自由评论任何表达方式。那名学生的喊叫虽然不雅，和雅致秀美的武大校园很不和谐，但确实也是他表达不雅的自由。然而，此后引起更多学生围观甚至轰赶，就超出法律允许的底线了，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口诛笔伐”的言。由于刚搬进来没多久，我在小区进出的人流中显得陌生。楼房之间隔着四棵棕榈树。内侧两棵棕榈树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论范围，妨碍了她们受宪家推介特色的漆器、角梳、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的人无处容身，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法保护的表达自由。违法的显然不是这对母女，而恰恰是那些貌似“爱国”的学生们。
谢地坤：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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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充分肯定尼采对基一幢同样九层的楼,外墙涂了半层的乳胶漆,看得出是在旧房的基础上改造。由于刚搬进来没多久，我在小区进出的人流中显督教和市民阶层的虚伪道德的揭露和鞭笞，他说，“尼采的无与伦比的意义——在我看来，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一切可能的阴暗和反动势力曾经对他的某些定理的利用——在于，他恰恰在好的事物中对坏的东西进行揭露，因此，他对坏的东西的表现所进行的批判在社会积极性上相当具体。” [8]阿多诺在这里看到尼采的批判所具有历史辩证法的意义，看到尼采批判对西方哲学转型所作的贡献。然而，阿多诺也毫不掩饰尼采批判的不足。首先，尼采把业已成为客观精神和文化意识的道德观念武断地判定给宗教，而宗教在文艺复兴以后已经或正在丧失原先的权威；其次，“尼采停留在对市民阶层的道德的抽象的否定上，或者说，他停留在抽象的否定业已变成意识形态、变成遮掩坏的行为的面具的道德上，他本人没有从他所面对的个人道德问题的解决当中过渡到表述正确生活的理念上，由于他只是草率地处理这一问题，并且又从自己这里赋予正确生活一种肯定的道德，而这种肯定的道德无非是他自己曾经谴责的那种道德的纯粹否定的影像。” [9]再次，尼采过分关注个人的道德休养，忽视了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从而看不到道德哲学的社会意义。这样，尼采的批判表面上看起来犀利尖锐，但由于他是从个人主观愿望来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而这种愿望包含着任意性和随意性，所以，尼采的批判最终只能是在装腔作势的语言里隐藏着实际上的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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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孙立平：最大的威胁 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本贴是一个讨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浅谈鲁般鲁饶
和旭辉
《鲁般鲁饶》的感动
纳西族的长篇爱情叙事诗《鲁般鲁饶》是一部很美的书。听说在古时候就有很多纳西族青年，来到祭风场边，听老东巴诵《鲁般鲁饶》，往往听着听着，就会泪流满面。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听了这样的故事，也会被经书的美和纳西族青年的泪而感动得久久无法平静。我为什么会被经书中的故事所感动呢？我想，我和过去的纳西族青年还是有点不同的，当然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是我们都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而感动。
什么是爱？汉人说：“情为何物，生死相许。”而诠释这句话的却是一个远在边陲的小民族。无数的纳西族青年男女在那个时代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这句话。什么是恨？《鲁般鲁饶》中的恨很特别，就算到只能殉情来解脱的时候，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恨。而那些拒绝真爱的人才有恨。什么是无奈？汉语说：“落花流水春去也！”《鲁般鲁饶》中就直接说出人生苦短，就在弹指瞬间，恰恰说明了一个人对爱情很专注，就总觉得人生匆匆。
天上掉下个郎咸平
读者2009年第1期专访
本刊特约记者/大卫
“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绕着地球跑了三圈半。”马克·吐温这句话当然不是给郎咸平撑腰的。尽管郎咸平被媒体称为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孩子，尽管郎咸平说出的也不是真理，但至少他说了真话。经济学家成为明星，固然有许多原因，但说真话无疑让郎咸平更显特立独行。因为说真话，郎咸平也被媒体称为“中国经济的良心”。
1956年生于台湾的郎咸平，从小就是个调皮的孩子，后在美国读大学。一心想当主持人的他阴差阳错学了经济，一不留神成了明星。
这个高大帅气的老小伙儿，有着山东大汉的淳朴，但他镜片后的眼睛里有智慧，也有一丝调皮甚至狡黠。刚到内地，因为“空降”，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敢于说话，后来，因为太了解中国国情，所以说得一针见血，譬如，他说中国经济是典型的热得发疯、冷得要死的“二元经济”。
狼来了：4万亿投资很对，倘若投给民营企业就更对
(全文...)
匀一点时间给快乐
枫丹白露译
《读者》2009年第1期
生活中很多人总是不断推脱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只因这些事情从来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不在他们的日程安排表中，或者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些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事情，也或者是他们刻板到不能跳出既定的生活常规。
某天，我不由想起泰坦尼克号毁灭之前的那个夜晚，女人们还在为了保持苗条身材而放弃享用餐后甜点。从那时起，我开始尽量使自己在处世上变得更灵活些。
到底有多少主妇，她们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都化好了，而丈夫却突然提议出去吃晚餐，于是她最终放弃在家里吃饭？
有多少次，你的孩子们走过来想跟你谈谈，你却正兴致勃勃地看电视智力问答节目，于是他只好沮丧地一个人度过孤独的童年？
我都数不过来曾经给我姐姐打过多少次电话说：“半小时后一起出来吃个午饭怎么样？”她总会结结巴巴地说，“我去不了。我衣服都在外边晾着呢。我头发也该洗了。我希望昨天就能知道你这个安排，要不我今天就不会那么晚才吃早餐了。而且天看上去要下雨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她那句：“要知道今天才是周一。”她在几年前就去世了。可直到她去世我们也不曾在一起吃过午餐。
由于我们往生活中填塞了那么多琐碎而不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正倾向于把时间都安排给令我们头疼的事情，而挤掉了本来属于快乐的时间。
我们总是这样想——
当我们的孩子学会自己上厕所后，我们会回去探望我们的祖父母；等我们把客厅的那块旧地毯换掉后，我们会去休闲一番的；等我们另外两个孩子也都上完大学，我们会再去度一次蜜月……
生命随着我们逐渐变老在慢慢加速消逝。日子越过越少，而我们对自己所列的承诺却越攒越多。每天早晨我们醒来，对生命所表示的不过是例行的不断祷告，“我将如何如何。”“我计划如何如何。”以及“总有一天我会的，当所有事情都安定些的时候。”
我有个“只争朝夕”的朋友，任何人打电话给她，她都总有空和朋友们一起冒险、旅行。她还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新观点。她对生活所持的那分热情极具感染力，你只消跟她谈上五分钟，便会情愿把你的脚换成一双滑轮，索性去蹦极而不坐电梯。
我的双唇都已经十年没碰过冰激凌了。其实我很爱吃冰激凌，只是我一勺一勺细细品味的同时，那玩意儿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我脆弱的肠胃，损害了我的消化功能。于是，我选择放弃。前几天，我终于停下车买了块儿三明治夹心冰激凌。那时候我觉得，即使我的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冰山，我也死而无憾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请继续享受你的生活，做些你“想”做的事，而不是那些什么你“应该”做的。如果你很快就会死去，而且只能再打一个电话，那么你会打给谁并说些什么呢？想到那些，你现在又为何等待呢？
你注视过在旋转木马上玩耍的孩童吗？你聆听过雨滴轻落的声音吗？你追随过飘忽飞舞的蝴蝶吗？你凝视过落日的余晖吗？你每天都忙忙碌碌地度日吗？当你问声“你好吗？”你可听到了回答？
当一天完结的时候，你是否躺在床上脑子里还装着明天要做的家务？在孩子提出某个愿望的时候，你是否以一句“这事我们明天再做”来打发他，却在匆忙中忽略了他的感受？你是否曾跟好朋友失去了联系，让一段真挚的友谊遗憾地画上了休止符？为何不尝试着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当你焦虑而忙乱地度过你的一天，这一天对你而言就像是一份没有打开的礼物，就那样被扔掉了。生活并不是一场赛跑。不妨适当放慢脚步。在生命之歌结束以前，用心来聆听这段生活的乐章。